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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执法新鲜人-【资讯】

发布时间:2021-07-15 10:14:30 阅读: 来源:储能机厂家

时至今日,这两位新成员已经在他们的新环境里度过了将近半年时间,而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经验丰富的资深法官重新体验了一回“新鲜人”的感觉。

而这种新鲜的感觉背后,是一次司法部门与证监会之间所代表的司法思维与行政执法思维的碰撞与对接。

处罚委的“新鲜人”

事实上,“新鲜人”的背后是法官身份与行政处罚人员身份两者的不同。

由于现实原因,资深高级法官对于证券市场案件的接触仍是少数,据上述人士透露,全国法院的民事案件以一审计算大约有700多万件,然而在这700多万件民事案件中,涉及证券市场大概在几千宗左右。

“这意味着一些在法院工作了二三十年的资深法官,实际上真正审过资本市场案件也屈指可数,不超过10件,接触实在不算多。虽然他们对证券法也有学习了解过,但是要非常深刻的了解,还真的要到证监会交流挂职时才行。”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指出。

这意味着,两位资深的法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处罚委里的“新鲜人”,不仅是身份,更是对于自身经验系统的更新,他们也在这段时间面临了身份的转变。

“这是从法官身份向行政处罚人员身份进行转换的过程,而其中最为关键的转变在于审理的案件等性质不一样了,审理案件的程序不完全一样了,思考问题角度不一样了。”北京一中院的法官指出。

事实上,这三种不一样,涉及到司法部门与证监会作为行政机关执法两者的性质不同。

此外,相对比行政执法中的案件审理,法院案件审理更为固定化、模式化。“因为在法院审理时,一个案件基本就是一个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指出,“但是在证券案件行政审理过程中则不一样,会出现在查处内幕交易行为同时又发现信息披露违法,在这个案件里面主体可能涉及行为不止一个,实施行为的主体也不同,但最终可以在审理中一起解决,这个跟法院的审理有点差异。”

“从细节来说,法院审理案件就程序而言,证据审查和认定是属于程序问题而不是实体问题,法院审理案件有严格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相应一些司法解释,对审理案件的程序进行规范。证监会审理证券违法案件,则只依循证券法、行政处罚法,还有国务院授权给证监会制定的相关规则、指引,与法院审理案件时所遵循的程序法不同。”北京一中院的法官指出。

因此,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对于程序的要求更为严格,“比如给被告发开庭传票,应该给人家15天答辩期,如果说15天答辩期没有给够,即便开庭审理完,被告提出这个程序问题,就可能面临被发回重审的后果。”其举例指出。

然而,这在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执法战场上,则必须考虑到对于执法效率的权衡。“行政执法需要讲究效率,像公安执法,市场执法等,尤其是资本市场,现在往网络化交易、无纸化电子交易转变,市场各种行为方式是瞬息万变的,因此必须要有高效率的执法来遏制各种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指出。

更深层面的不同来自于,资本市场本身所代表的虚拟经济所带来的案件性质的不同。

“认定市场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相当有难度的,因为资本市场是虚拟经济,其法律理论和制度有其特殊性。比如投机行为,实体经济中投机是被要求杜绝的,但在资本市场,法律是允许投机,但是投机一定要有"度"。在这个"度"范围内投机,资本市场是属于合法的,但过了这个度就形成违法行为了,这个"度"怎么判定呢?这就给我们从事相关法律工作的人带来一个重大难题。因为市场价值中枢在一定时期是可以找到的,但是价格围绕价值中枢在波动的,当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值中枢的时候,它这个"度"应该是要放的宽一些,当这个市场整体价格远高于市场价值中枢的时候,那么这个投机的"度"要严格些。所以这个"度"是随着市场波动而不一样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指出。

事实上,这种“度”的把握是多年来资本市场违法行为认定努力攻破的难题。  以操作市场行为为例,其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资金优势、信息优势,还有相关标的证券在什么时间段内形成何种程度的结果等等。

“证监会相关执法部门人员属于市场直接监管者,就市场具体违法行为,要比我们法官看得清楚些。”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指出。

这些证券市场本质给执法工作带来的不同,使得两位资深法官成为了这个领域某种程度上的“新鲜人”,而对于“新鲜人”而言,接近真实的市场、产生了很多更新知识的机会成为他们最深的感受。

“更接近市场了,更了解这个执法的资本市场是怎么运转的,尤其是对各种资本市场的行为模式的了解,都比我们做法官审判工作时的认识更深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举例指出,“比如内幕交易行为如何认定,事实上这种行为的直接证据查找困难很大,如何靠环环相扣的间接证据,即以环境证据来形成重要的证据链复原当时的事实等。”

两种思维的对接

不同的身份,不仅带来各自对于知识经验系统的更新,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司法部门与证监会之间所代表的司法思维与行政执法思维的碰撞与对接。

这种思维的对接来自于紧锣密鼓的审理会与日常的交流中。

“我们趁着两位法官在处罚委挂职的时间,抓紧进行了多次的案件审理会,最高频率是一个月开了11个案件审理会,这种速度是在以前从来没有的,以往我们的审批频率大约在一个月最多三到四个左右。”一位处罚委的人士指出。

“这是高手过招,实现了司法思维与行政执法思维的对接。”上述处罚委人士指出,“这种对接是有的放矢的,通过共同审理讨论案件过程当中,对于法条理解、证据分析运用和其他思维都为此带来了更宽的视野。”

其中,尤以证据交换过程的探讨体现了这种司法思维与行政执法思维的对接。

在证监会审理案件与法院处理案件时,证据审查使用方面有些许差异,在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在法律意义层面上明确规定证据交换,即在开庭之前必须要有证据交换,至少是在开庭时先进行证据交换,后进行辩论等其他一些程序。

而在证监会处理案件时,也存在这种交换程序,但是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以后,如果当事人要求听证,到了听证过程当中,证监会才会出示其方面的证据,然后再要求案件当事人提供其方面的证据,然后再跟调查部门和案件审理部门人员进行论证。

而挂职交流的法官就在这方面指出了具有完善的空间,其指出如果把证据交换程序后置,可能导致很多审理工作的精力浪费,其建议可以互相借鉴。

而这种相互的碰撞不仅是一时的火花,还将会形成后续的实质性推动,首先是形成文字,“在我们挂职交流过程中形成的对很多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体会,会最终形成文字,最后交给相关部门,保留下来的。”参与挂职交流的法官指出。

而这种思维的对接,还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资本市场20年发展到现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套用市场经常用的一个词"倒逼",资本市场的发展规模和形势倒逼相关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要更完善和健全。”参与挂职交流的法官指出。

而这种积极的“倒逼”或许首先体现在对于各项资本市场相关司法解释的推动上。

“法院通过对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追究,对资本市场起到规范作用。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比较完善了,但很多问题规定得比较原则。如何对资本市场的违法行为追究刑事、民事责任,还需要司法解释。”上述法官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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